“在路上的文化”阐释了国界不会成为约束文化交流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全球化逐渐削弱了某一国家的专属文化这一逻辑概念。因为当今在国际化的大潮中，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通常有能力也有机会往返辗转于多个国家之间。

　　根据Clifford的理论架构，海归的文化属性便有了深层次的含义。这一有着留学经历和海外生活背景的群体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的中间人。当海归出国留学的时候，他们把自己本国的文化信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入留学国家的同时，他们也同样受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洗礼，在再次回国生活工作的时候，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便发生了。海归也因此成为了这种“在路上的文化”的承载者。

　　“世界性”这一概念的起源要追溯到古希腊，当时，这个概念的初始意义是“世界的公民”。这一理念以乌托邦式的形象为雏型，借由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早期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得以延展深入，现在正向现代性的方向发展。“世界性的公民”这一概念同时也是康德“永恒的和平”、歌德对日耳曼民族的军事侵略性批判，以及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基础。拥有世界性人生观意味着以思辨的艺术的开放性拥抱来自不同文化氛围的人与事。世界性乐于见得社会的多样性的平衡共存而不是为了追求统一而寻求最优方案，世界性的特质是需要对别国文化保有开放理解的心态，而对自己的本国文化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在全球化国际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拥有世界性的观点和心态对于文化融合、文化迁移以及跨文化研究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来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的10位海归的深度采访中发现，所有的海归都认为海外留学经历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人生经历。通过在不同国家的学习生活经历，他们获得了更加宽容的心态、更加开放的思维方式，以及更加独立的生活社交能力。

　　在8名形成世界性文化属性的受访者中，他们的世界性的人生观的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从对待本国文化的角度看，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属性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有些人保持了一种批判性的距离，而另一些人获得了一个更加平衡的视角。在经历了海外留学以后，这些受访者对自己本国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有所改变。这种改变的表现形式也各有特点。有些人发展了自己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进行更深一步的批判性的反思。另一些人，通过对各种国家文化背景的经历，获得了一个更加开放宽容的心态，在接受外国文化的同时，对本国文化的评估，不仅是批判，更体现了包容和理解。

　　尽管大部分的海归会在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中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属性，但是这种世界性并非完美无缺，当海归再次回到祖国后，在一种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下，世界性文化属性的维系和保持也不断经受各种考验，也因此而变得困难重重。

　　首先，在某一主导文化占据强势地位的环境中，海归很难长时间地对本国文化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其次，本国文化所产生的外部压力会成为保持世界性属性的重要阻碍。在采访中，很多海归表示中国的家庭观、婚恋观以及男女有别的各种传统观念，对他们的选择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国外经历中，他们在此方面的思维方式已经有所转变，但是在国内文化的大环境中，迫于外部舆论的压力，仍感觉作决定时身不由己。

　　大部分海归参与者在归国初期重新适应中国文化环境时，都会经历到重返文化休眠。在此期间，对海归个体而言，也正是其自身文化多样性产生的重要时期。对于海归来说，即使保持和维系世界性的文化属性十分困难，他们也仍然会保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他们会努力在多种文化中穿梭，寻求平衡点。